钟睒睒”三问”电商平台：到底该不该限制平台权力？

2026年8月8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第四次登上央视《对话》栏目。节目的话题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产业谈起，镜头走进农夫山泉投资约3亿元建设的现代化茉莉花产业基地，却在聊到农民收益和产业链分配时，话锋一转，直指电商平台。

这一次，他的火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

“我对现在电商平台的定性，就是中间商，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这不是钟睒睒第一次批评电商平台。从2024年底至今，他对直播电商乃至电商平台的批评几乎没有停过——从”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巨大伤害”，到将”四大电商平台”称为”中国经济的绞肉机”，再到痛陈”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而这一次，他把批评升级为一套完整的逻辑，并直接喊出了”限制平台权力”。

一、钟睒睒”三问”：到底在质疑什么？

第一问：电商平台到底是”平台”还是”中间商”？

钟睒睒的核心论点，是从”中间商”这个身份定义入手的。

在他看来，真正的交易平台——比如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石油交易平台、股票交易所——是有规则的，费率是恒定的、透明的。而电商平台呢？”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每一单都调价，这就可以100%定性为中间商了。”

他进一步指出，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环节。传统中间商至少还要自己进货、囤货、运输、承担库存风险，而电商平台收你的钱、掌握你的流量、影响你的价格，最后还告诉你——”我只是个平台”。

这就像赛场上的裁判，不但负责吹哨，还顺便下注。

第二问：平台的”低价逻辑”是否在摧毁产业价值？

钟睒睒对价格战的担忧，贯穿了他的整个谈话。

“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竞争关系。”

他举例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几乎是商量好一样对价格敏感——你提价我也提价，从来不往下打价格战。而国内很多企业觉得只要低价就能占领市场，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表现。

在钟睒睒看来，低价并不能代表产业进步。企业应该创造更高品质、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不是陷入”价格越低越好”的恶性循环。

第三问：平台是否”杀”死了城市的感性消费和创造力？

这是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

钟睒睒说：”城市里有多少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件衣服，就消费了，这种感性消费、即兴消费，在中国已经被扼杀完了。”

他担心的是，当所有人都被”吸”进手机屏幕，人的活动减少了，思想被禁锢在算法推荐的信息流里，年轻人都被吸引在手机上——”创造性和感性在哪里？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

这或许是他所有批评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段——在效率至上的数字化时代，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逛街的快乐”、”偶遇的惊喜”、”即兴的消费”，是否正在被算法逻辑系统性消灭？

二、平台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钟睒睒的批评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戳中了平台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模糊地带”——平台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否应该受到约束？

权力一：定价权。 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对每一单交易进行价格调整，可以通过补贴、满减、优惠券等方式引导消费者的价格预期，可以通过”全网最低价”的要求倒逼商家让利。商家在平台上做生意，往往很难准确预判自己的利润空间。

权力二：流量分配权。 平台掌握着流量的”水龙头”。谁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排、谁被推荐给更多用户、谁能在促销活动中获得曝光，这些决策权全部掌握在平台手中。商家为了获得流量，不得不购买广告、参加活动、接受平台的定价规则。

权力三：规则制定权。 平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平台自营业务与第三方商家存在竞争关系，但平台同时掌握着规则制定权。2026年以来，一系列平台经济领域的大案要案密集落地——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罚单，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行为；7月，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没51.79亿元。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平台大到足以影响整个行业的价格、流量和生存方式时，它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三、两个世界的碰撞：实体产业逻辑 vs 平台经济逻辑

钟睒睒对电商平台的批评，本质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之间的碰撞。

实体产业逻辑：慢投入、长期主义、品牌溢价。

农夫山泉的商业模式很”重”。一瓶水背后是水源勘探、工厂建设、包装生产、仓储运输和终端铺货；一瓶茶背后是种植、采摘、初制、萃取、研发和全国分销。资本先压在土地、设备和渠道里，回报可能要等很多年。农夫山泉花了十年时间培育东方树叶，最终等到健康化和无糖化成为主流——它最难复制的能力，不是某个配方，而是愿意为一个判断等待十年。

这种模式下，品牌溢价是核心。企业通过广告、品质、渠道建设，让消费者愿意为”一瓶水”支付比成本更高的价格。这套体系最怕的是什么？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价格失控。

平台经济逻辑：快节奏、流量为王、效率至上。

平台的节奏完全不同。一次算法调整、一轮全网低价、一场巨额补贴，就可能迅速改变消费者的价格锚点。品牌多年维护的渠道利润，可能在几周内被打穿。平台天然喜欢让商品变得透明，而传统品牌最需要的，恰恰是让商品变得不那么透明——可乐为什么可以卖得比糖水贵？矿泉水为什么可以卖得比自来水贵？说到底，都是品牌在费尽心机地告诉消费者：这个东西虽然功能差不多，但我值得更贵。

而电商平台最擅长的，是把一切都重新拉回到同一张表格里——价格、销量、评价、转化率。最后变成一句最朴素的电商哲学：谁便宜，谁有理。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所有企业最后都只剩下价格便宜这一个竞争维度，那还需要什么品牌？还需要什么研发？还需要什么长期主义？

四、监管的”组合拳”：平台经济正在走向规范

钟睒睒的呼吁，并非孤立的声音。2026年以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平台经济监管政策，形成了一套”组合拳”：

1月，出台《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与《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2月，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4月，施行《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6月，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典型案例。

这套”组合拳”的核心逻辑，是将平台经济的监管从”专项整治”升级为”常态化监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关键词是”规范”和”健康”，而非”打压”或”消灭”。

正如潮新闻评论所言：”保护弱者不等于保护落后，监管平台不等于消灭效率。”平台经济的未来，不在于谁消灭谁，而在于找到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秩序之间的动态平衡。

五、理性看待：平台经济的价值不可否认

在审视钟睒睒批评的同时，也必须客观承认平台经济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

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商业的地理与时间壁垒，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商品流通效率。它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能够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为无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提供了低门槛的创业舞台。它催生了海量灵活就业岗位，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2026年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到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平台当然创造了巨大价值。它降低了搜索和交易成本，让消费者获得更丰富、更便宜的选择。没有电商平台，很多偏远地区的农产品可能永远走不出大山；没有即时零售，很多城市的”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

问题从来不是”电商该不该存在”，而是”当平台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整个行业的价格、流量和生存方式以后，它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六、写在最后：效率与公平，如何找到平衡？

钟睒睒的”炮轰”，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平台经济在高速发展中积累的病灶——定价不透明、流量分配黑箱化、低价竞争挤压产业利润、平台自营与第三方商家的利益冲突。它也照出了实体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中的焦虑——品牌溢价被侵蚀、渠道利润被压缩、长期主义被短期效率所挑战。

但需要指出的是，钟睒睒的立场并非”反互联网”。农夫山泉同样使用社交媒体、数字化供应链和线上销售。他真正反对的，是低价被平台塑造成唯一正确的竞争标准，是入口、规则、排序和处罚集中在同一只手里。

对于平台经济而言，未来的方向不在于”要不要管”，而在于”怎么管”——既要防止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要保护平台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既要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也要保障商家的合理利润空间；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守住公平。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一家企业能靠补贴赢下一季，也能靠流量赢下一场。但要赢十年，最终仍要回到产品、产业和信任。”

这或许才是钟睒睒真正想说的——不是不要互联网，而是不要让”低价”成为唯一的竞争法则。中国企业除了”把东西卖得越来越便宜”之外，还应该有更远的路可以走。

（软盟资讯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