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北京样本给其他城市哪些启示？

北京的数字经济实践，正在从“建设数字平台”转向“以数字化重塑城市运行方式”。对地方政府、产业园区和研究者而言，北京样本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复制某个项目，而在于观察一座超大城市如何把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开放、数据要素和基层治理连接起来，并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可感知的公共服务与发展动能。

北京样本的核心，不是“上项目”而是重构城市运行逻辑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强的系统性。一端连接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另一端连接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以及开放型经济，中间则由数据流通、制度创新和应用场景承接。这样的结构决定了数字化不再只是建设数据中心、管理平台或应用程序，而是逐步进入城市规划、产业组织、公共服务和国际合作等更深层次环节。

从公开信息看，北京对城市数字化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几条相互支撑的路径。首先，数字技术被用于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的响应能力；其次，数字产业与服务贸易、产业园区和开放平台结合，推动数字贸易成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方向；再次，围绕数字友好城市等评价和建设理念，城市数字化开始更多关注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实际使用感受。

这意味着，评价一座城市的数字化水平，不能只看平台数量、网络覆盖或项目投资，还要看数据是否能够跨部门协同，企业是否能够低成本获得服务，居民是否能够便捷表达诉求，以及产业创新是否真正形成持续的应用场景。

数字基础设施：从“连接设备”走向“连接治理”

数字基础设施是城市数字化升级的底座，但北京的经验提示，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停留在网络、算力和平台等物理层面，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够支撑城市运行的协同机制。

在超大城市治理中，信息往往分散在不同部门、层级和业务系统之中。如果数据不能流动，平台之间不能协同，基层仍然需要通过人工转办、重复录入和线下沟通来处理问题，数字化投入就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北京围绕12345市民服务热线开展接诉即办改革，将分散在各部门、各领域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整合，并通过电话、网上渠道、微信公众号和移动端等方式承接群众与企业诉求，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诉求入口。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机制并没有停留在“接收诉求”环节。公开报道显示，部分区域进一步把热线受理端与社区网格、城市管理指挥平台和基层业务系统衔接起来，探索“热线+网格+吹哨报到”等协同模式。石景山区建设数智中心治理平台，推动多源数据统一；通州区依托城市管理指挥平台，强化用户、数据和应用之间的联动。这类实践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真正产生价值，需要嵌入问题发现、任务派发、部门协同、结果反馈和基层治理的完整链条。

从数字友好城市的角度看，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改变了评价重点。过去更容易关注系统是否建成、功能是否上线，未来则应进一步关注群众是否容易找到服务入口，企业是否能够减少重复提交材料，基层工作人员是否能够获得清晰、及时、可操作的信息支持。数字化最终要服务于人的行动，而不是让使用者适应复杂系统。

数字贸易：开放平台与产业场景需要同步推进

北京数字经济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数字贸易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结合。北京市发布的“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并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作为未来外贸发展的重要方向。规划还提出建设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

这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数字贸易并不只是跨境电商或软件出口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数据流动、服务交付、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企业合规和产业生态的综合体系。北京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其重点不只是吸引企业进入，更在于为企业开展跨境研发、数字服务和国际业务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

北京的做法对其他城市有三点启发。

第一，数字贸易需要依托城市已有的产业优势。北京在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数字医疗、元宇宙等科技产业及研发设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高端服务业方面布局较多，数字贸易因此能够与技术研发、专业服务和产业园区结合，而不是单独建设一个“数字贸易园区”后等待企业集聚。

第二，开放平台需要形成分工协作。公开规划提出推动重点产业园区在资源互补、产业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全域协同的开放发展格局。对其他城市而言，园区之间不宜重复建设相同功能，而应根据产业基础分别承担研发、应用、服务、转化或国际合作等角色。

第三，数据跨境服务不能只强调便利化，也要同步考虑安全、有序和可持续。数字贸易的竞争力，既取决于数据能否高效流动，也取决于企业能否明确了解合规边界、责任要求和服务流程。没有稳定的规则预期，单纯扩大平台数量很难形成长期吸引力。

数字友好城市：从技术可用转向服务好用

“数字友好”不应被理解为城市拥有更多智能设备或更复杂的数字系统，而应体现为数字化是否降低了居民、企业和基层组织参与城市运行的门槛。

北京接诉即办的实践具有代表性。群众和企业既可以通过电话表达诉求，也可以利用网络、微信公众号和移动端渠道进行反馈。这种多渠道设计，扩大了数字服务的覆盖面。但渠道增加并不等于服务友好，真正关键的是不同入口背后是否连接同一套受理、转办、办理和反馈机制。如果渠道彼此割裂，用户仍然需要重复说明问题，数字化反而可能增加使用成本。

北京相关实践中，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等指标被用于观察改革效果。公开报道显示，2025年全市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97.3%和97.7%。这些数据可以作为观察治理机制运行情况的参考，但不能简单等同于所有城市都能够复制的结果。不同城市在人口规模、治理结构、财政能力、基层组织基础和问题类型上差异明显，评价指标更应服务于本地治理目标。

其他城市推进数字友好建设时，可以把关注点放在三个层面。居民层面，要看老年人、残障人士、流动人口以及数字应用能力较弱群体能否获得必要的线下或人工支持；企业层面，要看政策申报、项目审批、诉求反馈和公共资源获取是否减少重复环节；基层层面，则要看平台是否真正减轻工作负担，而不是把更多填报任务转移给社区和一线人员。

数字友好还意味着允许用户反馈系统缺陷。一个成熟的城市数字化体系，不应只追求“零投诉”或“高使用率”，还要能够从高频咨询、重复诉求和办理时效较长的问题中识别制度堵点，并通过数据分析推动流程调整。

从北京经验中提炼可复制的城市升级框架

北京的城市数字化实践不能被压缩为单一项目，但可以提炼出一套相对清晰的参考框架。

先明确城市问题，再确定技术方案

数字化建设首先要回答“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采用什么技术”。对于人口密集、部门协同复杂的城市，重点可能是跨部门诉求处理和基层联动；对于产业型城市，重点可能是产业链协作、园区服务和数据流通；对于外向型城市，则可能更关注数字贸易、跨境服务和国际规则衔接。

只有把问题边界划清，才能判断需要建设的是统一入口、数据底座、业务协同平台，还是面向企业的公共服务系统。否则容易出现平台重复建设、功能相互割裂以及项目完成后使用率不足等问题。

用高频场景检验数据是否真正流动

数据价值不是存储出来的，而是在具体场景中被调用、分析和反馈后体现出来。北京将热线、网格和城市管理平台衔接，反映的正是数据从受理端进入办理端，再回到反馈端的过程。

其他城市可以从少数高频、跨部门、群众感受明显的场景切入，例如公共服务诉求、园区企业服务、应急协同或跨区域政务办理。先打通一个完整闭环，再逐步扩展范围，通常比一开始追求覆盖所有部门更容易验证效果。

把制度和数据治理放在同等位置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基础设施，也需要清晰的权责关系、质量评价、价值评估和安全管理机制。海淀区相关规划提出建设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和可信数据空间，围绕数据加工、质量评价、价值评估、流通利用等环节完善服务体系。这类探索说明，数据治理不能只解决“有没有数据”，还要解决“数据是否可信、谁能使用、如何定责以及如何产生价值”。

对于产业园区管理者而言，园区数据平台不应只是企业信息汇总系统，还应考虑企业之间如何形成协作，公共数据如何在合规前提下支持研发和经营，平台如何避免成为新的信息孤岛。

建立跨区域和跨园区协同能力

数字经济天然具有跨区域特征，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可能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园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治理方面的协同实践表明，区域一体化不仅需要交通互联，也需要政务服务、医疗教育、生态治理和数据协同的同步推进。

其他城市在推进都市圈或城市群数字化建设时，应避免只建设本地平台、只统计本地数据。对于跨区域事项，应提前明确数据共享方式、业务办理标准和责任边界，否则基础设施可以互联，服务却仍然需要重复办理。

其他城市落地时需要避免的几个误区

北京的规模、产业结构和政策资源具有特殊性，其他城市不能将其经验简单移植。首先，不能把北京的治理机制直接复制为本地模板。超大城市的问题复杂度和部门结构，与中小城市存在差异，复制时应保留“统一入口、协同办理、闭环反馈”的逻辑，重新设计组织流程和评价指标。

其次，不能用平台数量代替数字化成效。一个城市可能拥有多个应用系统，但如果企业仍要重复提交材料，居民仍需在不同平台之间切换，基层仍需重复录入信息，就说明系统建设尚未转化为服务能力。

再次，不能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作为所有问题的默认答案。对于规则明确、流程稳定的问题，优化业务流程和数据标准可能比增加复杂技术更重要；对于需要风险研判和资源调度的场景，智能分析才有更大价值。技术选择应服从治理目标，同时保留人工审核、线下服务和责任追溯机制。

最后，不能只重视建设期而忽视运营期。数字平台上线之后，还需要持续处理数据质量、权限管理、系统协同、用户反馈和人员培训等问题。没有稳定的运营机制，平台很容易成为一次性项目，难以支撑城市长期发展。

结语

北京样本的启示，归根结底是把数字经济放回城市发展本身来观察。数字基础设施解决连接问题，数据治理解决协同问题，数字贸易解决开放和产业增值问题，数字友好城市则检验数字化成果能否被居民、企业和基层真正使用。对其他城市而言，最值得借鉴的不是某个平台或某项指标，而是围绕实际问题建立技术、制度、产业和公共服务之间的联动机制。

【软盟观察】

北京数字经济实践的参考价值，在于其呈现出从技术建设到治理应用、再到开放型经济和产业协同的连续路径。其他城市借鉴时，不能只关注项目名称和平台形态，更应分析背后的组织机制、数据责任和服务对象。数字化升级需要有基础设施，但更需要稳定的业务流程和持续运营；需要鼓励创新，也要重视安全、合规与数字包容。对于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者而言，选择少数高频场景开展闭环试点，建立可衡量、可反馈、可调整的评价机制，或许比追求“大而全”的数字化工程更稳妥。北京经验可以提供方向，但真正决定落地效果的，仍是本地问题识别能力和治理执行能力。